一、 水洞沟

水洞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和充满魅力的遗址。......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和中国旧石器文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滥觞。

水洞沟显然是一块风水宝地，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在这里又进行过两次考察和四次正式挖掘。尽管在水洞沟先后进行过三次调查和五次发掘，历时近一个世纪，但对水洞沟的认识，似乎一直就没有清晰和明确过，直到2003年《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一书的出版，对于水洞沟文化性质（严格地说是石器打制技术）的认定才算趋于明朗和统一，可谓尘埃落定。对于水洞沟文化的认定，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学者对莫斯特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的一种认识心理、认识角度和认识过程。

关于水洞沟文化的性质，最早在布勒等人的报告中便认为“好像处在很进化的莫斯特和正在成长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步日耶甚至认为“小的叶状尖状器至少同原始梭鲁特文化期类型有某些一致的联系”。法国已故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博尔德（F.Bordes）认为水洞沟文化“是一个处于向旧石器晚期过渡的十分发达的莫斯特工业”。
而中国学者在水洞沟文化的认定上则显得十分谨慎，只说像，而不说是。最早贾兰坡于1964年便认为水洞沟的尖状器“完全可以和欧洲的典型莫斯特尖状器相比，不但加工的方法相同，而且器形也毫无二致”。不过在关于水洞沟石器工业的渊源关系讨论中，学者们更多地将水洞沟文化与丁村和板井子的“汾河文化”以及陕西长武窑头沟的“泾渭文化”相联系。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学术界思想进一步解放，学者们明确认定水洞沟石器工业中所发现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石核在打片前也事先进行修理，整个程序与欧洲的勒瓦娄哇技术无异”。有些学者对中国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进行确认和专门的讨论。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西来说”在中国考古界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即便是在水洞沟和莫斯特之间做简单的对比，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首先需要的不是见识，而是胆识。200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不再进行两者之间的比较，而是将水洞沟出土的某些石核第一次直截了当地称为“勒瓦娄哇石核”。这应该是学术界进一步开放的标志，也是《水洞沟》一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二   莫斯特

莫斯特在法国和欧洲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水洞沟之于中国。莫斯特（Le Moustier）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Dordogne）的维塞勒河畔（Vezere River），该遗址自1907年第一次发掘到1969年最后一次发掘，在60多年时间里，莫斯特遗址一直是旧石器的经典遗址，而莫斯特文化至今都是国际旧石器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
莫斯特文化之所以被人关注，正是由于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莫斯特文化在时空方面有许多变异，特别是器物组合方面，不同地区或不同的地层便呈现出不同组合形式。

三   邂逅

对于德日进来说，水洞沟应该是一种邂逅：这里不仅有他在巴黎盆地习见的风成黄土，还有他熟悉的莫斯特文化。正如刘东生院士所指出的：“在这里中西文化交流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是现代的，东西科学文化的交流。”

不过赞同水洞沟是一种东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并不多，而且往往显得过分谨慎：“清水河工业类型广布于河套地区，有些技术传播至更广的地区，使笔者遐想，曾有一群拥有一些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的人群在那里生活过”。另外一些学者，包括《水洞沟》报告则认为，水洞沟的勒瓦娄哇技术应该从国内周边文化中去寻找渊源。

成套的莫斯特技术（包括勒瓦娄哇技术、指垫法、压制法等）和莫斯特石器组合（尖状器、长石片、锯齿刃器、汇聚刃刮削器以及雕刻器等）作为水洞沟石器的主要面貌和特征而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迫在眉睫却有不宜仓促作出结论的问题，亦如报告所云：“水洞沟文化的来源是一个颇为复杂和难以一时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无论用趋同论（或系统论）还是传播论（或功能说）去解释，除了洲际间的类型学比较研究之外，更多的还是依靠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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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地址: 宁夏灵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景区(距银川市19公里,距机场1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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